〈歷史與記憶：從好男好女到超級大國民〉讀後筆記心得            謝明道

歷史跟電影一樣，是一種論述。電影所欲建構者，無非是現實的再現；而歷史論述的主題，則是一種對國族/國家的想像。然而從國族/國家內部的組成差異和矛盾，共同的國族/國家的想像永遠無法一致。弔詭的是，經歷重大政治/社會事件之後，卻能產生類似的集體記憶，以及「反記憶」。

本文要從三部1995年探討白色恐怖的歷史論述電影：好男好女、為什麼我們不唱歌及超級大國民，說明個人記憶與歷史的衝突，並且導致國族想像的幻滅。

法國導演高達說：「當一部電影完成之後，一個歷史的錯誤已被造成。」虛構的劇情片倒無所謂，但是牽涉到歷史真相時，眾人莫不期待取得「歷史解釋權」，而對電影細節過於吹毛求疵。例如：「悲情城市」是台灣第一部探討二二八事件的電影，有人讚嘆侯孝賢導演的膽識，卻也有人驚呼片中的某些情節偏離「史實」。所有的文字或影像，都是一種歷史的建構。

電影逐漸成為書寫歷史的手法，可以對應出五種關係：

1. 電影重現歷史：如李安所拍攝的《理性與感性》，重現一部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小說。
2. 電影的歷史成為電影主題：如1988年葉鴻偉導演的《舊情綿綿》就是一部介紹由於經濟因素，台語片逐漸沒落，被國語片取代的電影史。
3. 電影作為歷史教材：如《悲情城市》因電影強大的影音魅力，使得觀眾誤認真的探討起劇中諸多「不符事實」的地方。但是，電影創作除了提供娛樂效果之外，還要負責呈現歷史「真相」嗎？
4. 電影作為探索歷史的管道：不管有沒有歷史真相存在，利用電影再現歷史事件，就等於讓觀眾重新思考過去的歷史經驗。
5. 電影作為記憶與反記憶的累積：電影提供了一扇門，讓邊緣的、受壓制的聲音可以進入歷史，為觀眾提供新的視野。

《好男好女》是一部採訪多位白色恐怖受難經驗的電影，是多個記憶片段所組成，加上侯孝賢導演的手法，本就不是一部呈現歷史「真相」的電影，而是透過電影引發觀眾去回顧、思考、檢視發生在台灣的悲慘事件。

《為什麼我們不唱歌》紀錄台北六張犁201具遭槍決而無人收屍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紀錄片採取當事人直接面對鏡頭的方式，以及用「真實電影」的方式，跟隨著當事人走動。再拉出歷史的發展主軸，主角的身分認同問題，五〇年代的社會運動接合國際局勢。

《超級大國民》中的孤獨老人經歷牢獄之災後，誤以為是自己害死好友的白色恐怖記憶揮之不去，不斷的聽著反共愛國歌曲以確定自己的政治正確，老人的救贖之道就是找到老友的墳墓，也就是六張犁的亂葬崗。《超級大國民》事實上已超出政治清算的層次，更加的關注在政治受難者對親人的「贖罪與懺悔」的人道關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