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101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
課程名稱
英文課名 Humanist Thoughts and Taiwan Cultural History
授課老師 楊聰榮
本週主題：
本篇文章以20世紀末期，台灣無線電視台盛行的「變裝模仿秀」為出發點，透過Homi Bahbah的「殖民地模仿理論」以及Butler「性別鬱結」之理論，結合台灣歷史脈絡、文化背景，深入解析。
變裝秀中展現的忽男忽女、中西兼具的混雜美學，性別與種族的符碼在文化交界中遊走，激起大眾的注目，形成次文化，在資本主義市場所建構的商業機制下，成為包裝、促銷的文化商品。Butler認為，變裝秀寓言的指涉向異性戀的「性別鬱結」，在異性戀機制的性別認同過程中，男女性一方面拒絕承認同性間為愛慾對象的可能性，但亦無由的將其鬱結從悲悼失落的過程中釋放出來，這樣的行為反而加強自身對同性特質的模仿與認同，並內化強化；而Homi Bahbah的「殖民模仿」理論，說明被殖民者企圖模仿殖民者，透過一種「否定的過程」，再現另一種不同的模式。套用步入後殖民時期的台灣，受到全球化影響，「同質化」帶來的模仿與影響甚而普遍，西化熱潮、哈日、寒流即為顯例，本文所舉的表演人員，所反串模仿的西方女性影視歌星，本身已經過西方文化工業的高度混雜性的商業包裝，將他者(黑人、東方以及同性戀者)，交雜矛盾與複雜的情緒，將此保留在自身認同建構中進行演出。
回溯中國表演藝術的性別反串傳統歷史悠久，其背後的社會心理與美學意義更是複雜，表演帶給觀眾的幻想空間，在異性戀機制的詮釋下，寄託了情慾想像。文中分別舉中國京劇、民初舞台劇以及六○年代風靡於華人地區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七○年代楊麗花歌仔戲以及八○、九○年代「陽婆婆」、「董月花」等例，梳理在不同的時空氛圍、性別角色上，性別符碼的轉換所帶來的影響與觀感。九○年代後期的變裝模仿秀雖然盛行一陣子，但基於對妨害善良風俗之考量，恐對兒童形成不良示範，進行開罰，其快速的置換性別符碼，引發性別混淆及性別焦慮，這樣的表演方式，也無意間強化性別偏見與男女二元論的模仿結構。
自解嚴始，同志運動的蓬勃，促使大眾對於性別的定義有較多元、模糊的詮釋，在社會日益開放下，民眾對同志、雙性戀、人妖、陰陽人等第三類性別，排斥感不似往昔激烈。這樣的議題其實在歷來中西方文學、藝術等領域其時屢見不顯，囿於社會背景而不被重視。台灣其實亦有諸多作家或專業人士對於這類議題的文本，採後殖民的觀點結合性別二元論進行分析與構築，如施叔青《行過洛津》、白先勇〈孽子〉、〈孤戀花〉即是對於強者（父權、陽剛、殖民者）與弱者（弱者、陰柔、被殖民者）間的不平等互動藉由小說敘事鋪陳進行性別與權力間的探討。
本文採用了特殊的文化產業，以後殖民理論與性別解構箇中複雜的因素，這也讓我想到數月前在旅遊生活頻道所看見的一則介紹南太平洋上「布吉族」的文化觀，在布吉族的社會中，有別於西方或以西化的社會，他們的社會階級區別有五種性別：有男性特質的男性、女性特質的男性、中性、男性特質的女性、女性特質的女性，而中性人階級較高，多屬巫師。雖有五種性別，但自外觀上，來自其他文化的人無法做這麼細緻的分辨。或許令人難以想像，甚至覺得荒唐，然而這也襯托在當今闡揚尊重多元文化的普世價值下，如何擺脫「文化霸權」與「文化帝國主義」的思維，學習尊重各文化與社會價值觀，成為重要且必須處理的課題。
在章清的這篇文章中，以兩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者胡適與殷海光來進行討論比較。首先，胡適屬於樂觀主義者，對於現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狀況，他認為應該以緩慢平穩的改造方式來加以進行。而胡適自己後來為了堅持其實施民主政治的理念，自己更是實際的介入於現實政治之中，除此之外，胡適還強調言論與出版的自由，終身為推行其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理想，而努力的實踐著。
然而，殷海光則認為應該要先反省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想的源頭──五四運動時期。他認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份子，只知道要求解放各種傳統、舊文化的習俗，而並未真正的去理解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所以他們只能算是西方自由主義的舶來品。因此，殷海光雖然也強調要去爭取自由與民主，但是他是以邏輯經驗論為主，並且比較注重理性而非情感。
所以該文作者章清認為胡適仍然保有傳統儒者之精神，即使胡適是信奉西方的自由主義，但是他卻挺身而出，實際參與於現實政治之中。而殷海光的各種有關於自由主義的想法，則充滿了反叛精神。
胡適與殷海光兩人的一生中，曾經有過多次的爭論。例如吳國楨在美國批評台灣政府一事，胡適認為吳國楨的這些言論並非屬實，完全是在抹黑台灣；而殷海光則認為吳國楨主要是在批評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而非整個台灣；以此觀點來看，吳國楨所言有其正確性之存在。所以殷海光認為胡適是個妥協的自由主義者，容易向現實情勢所妥協。此外，殷海光還對於國民黨政府所提出的「反攻大陸」的口號提出質疑，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要反攻大陸那機率是微乎其微。所以國民黨政府提出「反攻大陸」的口號，一方面是要安撫那些與國民黨政府一起撤退來台的軍民的心，一方面在台灣則以過渡時期的統治為由，進行其一黨專政之目的，如此種種所為正是危害了中國自由主義的生存與發展。
胡適與殷海光兩人都提倡應該建立反對黨/在野黨，來改善當時一黨專政之政治現況，以利自由民主政治之推行。不過胡適認為新政黨不需要取得政權，而殷海光則認為如果新政黨不能夠取得政權的話，那對於推行自由民主政治是沒有多少幫助的。
胡適曾經撰寫〈容忍與自由〉一文，胡適認為唯有每人先擁有容忍他人之美德，才有利於個人自由的實現。但是殷海光則反駁胡適的想法太過於理想化，與現實社會脫節，畢竟每人的培養出容忍美德之難易度皆不相同，所以光靠容忍是無法實現個人自由的。唯有使用權力來限制其他人的權力，那樣才有機會實現個人的自由。另外殷海光也指出胡適即是再怎麼的推行其自由主義的理念，但是他卻一直堅定地站在國民黨政府一方，如此反而不利於其推行自由主義。殷海光認為反倒是應該要跳脫國共兩黨的框架，而以人民來當作出發點，這樣才能夠成功的推行自由主義。所以殷海光認為所謂的「三民主義」只不過是另外一種統治者強迫人民去信服的一種教條而已。
所以從胡適與殷海光對於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理念與推行方式來進行比較的話，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殷海光的種種想法反而是比較能夠具有成效，不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卻反而是比較難以去加以進行的。所以當我們在觀看不同時代人物的觀點時，設身處地於他們的那個年代來看待事情，會有不一樣的看法出現。
本文從從近年來史學與人類學界於感官經驗方面的研究出發，來探討從身體經驗史的角度研究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巧妙地從身體所經驗坐椅子的舒適感為切入點，探討中國骨董傢俱椅子的高度和西方文化的沙發座椅之間，些微高度差距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可說是一種「物的社會生命史」的歷史視角。
近來形成一股傢俱裝飾風潮的仿古新做古董椅，其椅腳高度多出了數公分，卻明顯引發乘坐者身體的不舒服感覺，實用的價值被轉為裝置藝術，凸顯主人的生活品味多於實際使用的機會。文章提到今天我們對桌椅區區幾公分高度的改變會表現出莫大的抗拒，第一層當然是牽涉到所謂的「習慣」。這個習慣可說是我們的身體長期與文化環境的互動發展而來。台灣過去長期的農業型態社會中，長板凳是比較屬於庶民生活的習慣坐椅，不論農閒泡茶聊天、或是廟前觀賞酬神戲曲演出，隨處可見長板凳。西風漸入之後，客廳取代公廳，沙發取代板凳，身體的舒適感隨著時代的演變也影響了傢俱的樣式。
身體的感覺可以引發有意義的歷史研究議題嗎？這篇文章指出，人類學家認為唯有經由這些最日常的層面，方能深入文化的本質。本文建議之「身體感」的研究架構也承繼人類學由下而上（bottom up）的傳統，企圖從史料所呈現之日常生活的文化面向，來探討歷史的議題。這個研究方向可以從物的觀點出發，深入探討物質用品與身體之間背後所代表的深沉文化意涵，呈現出歷史研究的多元。
人們常言：「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傳統社會下，人如果可以活到花甲之年，就稱為有福壽之人，而家中如果有這麼一位福壽之人，也是為這個家族帶來福氣。
但在社會環境及結構的變遷下，這樣的傳統觀念似乎已大不如前。在中學時期，社會課即說明現代社會老年人口化相當嚴重，幾年後平均3.5個青壯年人要養一個老年人，幾年前教科書上如是說，而幾年後再觀看此種現象，好像也無特別的改變。
本文從本省人及外省人之老年人口來論述，其中也說明外省人的生活機能、習慣、功能等，都比本省人來的高許多，其原因一部分來自於當年國民政府來台，台台後政府為了安撫這些外省人，隨即給予高階層的地位，而這些有唷握薪水的外省人所生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則因家族的名望而得到教有豐富的生活環境。如此下來，從小比較刻苦的本省人，因為生活環境艱難，凡事起頭都需教大的心力、勞力以及時間。所以如此下來，本省人跟外省人的間隔就一條線畫分明。
人類有生老病死，每個人到了某個歲數後，身體機能會逐漸下降，有的老年人有福氣，有後輩子孫照顧，衣食不缺；相反地在社會上，有許多無人照顧的老年人，除非是鄰居關懷、或者有人通報，否則這些老年人自理生活都相當困難。文中也指出如果要替這些老年人處裡照顧問題是有相當困難性，或者是說要處理也處理不完，在這方面，政府或在野黨應該都要提出相關法案來幫助這些無人照顧的老年人口。常常在新聞上看到遊民或者孤苦無依的老年人，都會令人想到：「社會上這麼多福利機構，怎麼還會有他們的出現？」
而本文也提供相當可觀的數據來證明本省人及外省人的分別，例如外省老年人都叫年輕而且都是男性，所以自理生活及功能自然來的比本省人高許多，而較令讀者疑惑的是，本省人女性方面，則高出本省人男性0.6%，這或許不是高出許多的數據，但是不是也說明在傳統社會裡，女性的地位較不如男性，所以在年老之後，較無人照拂，這部分值得筆者日後可以研究。
本文最後也提到，不只是「公共衛生醫療的介入」，還要提供相當地「健康機會」，讓每個人都可以體認而將心比心，當自己年老後如果無人照顧，生活將會是多麼艱難，因此，在社會如果能夠多方面進行考量或修改法案的話，社會上的老年人口化或許就會逐漸減少了。
由 徐智俊發表於- 2013年 03月 13日(三.) 09:49
同志婚姻法涉及憲法上重要人權爭議，所適用的法令，也有牴觸憲法的疑義，將聲請大法官會議釋憲。同性婚姻未受法律保障，平常沒事時可能不會有感覺，一遇到生老病死問題則感困擾與無助，例如醫療代理權，當其中一方生病，需有人簽手術同意書時，最親密的另一半在法律前卻有如陌生人，沒有權利代理，醫院還是會要求家屬出面。其他如繼承問題、同性家庭子女權益等，都需要同性婚姻入法，才能獲得保障。同志是否享有結婚權，未來還要面對很多的問題，牽涉的法規多達五、六百條。同志結婚並沒有牴觸「一夫一妻」的限制；一夫一妻制的價值，主要是保障單一伴侶，同性婚姻也應該包含在內。如果民法僅規範異性婚而未規定同性婚，違反憲法平等原則。
本文一開始自五四運動的精神中強調民主與科學，去辨明此一時局之下殷海光所處的社會背景，知識分子以改造社會為己任的激情，在民族救亡的氛圍中，影響且造就了殷海光以投入教師的行業，訓練大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在1949年跟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時，在台灣繼續投入教學的角色，延續五四的精神。
本文接續從各方的觀點探討殷海光身為「師道」之繼承者與傳遞者之間，所扮演此兩者的角色影響。第一、作為師道的繼承者，殷海光求學時期以金岳霖的影響最為深刻，殷海光因接受金岳霖的邏輯經驗學，成為他批判傳統、權威，以及追求自由主義等等思想的利器。分別以金岳霖的專長範圍、上課特色以及殷海光本人對金岳霖身為人師的觀察作為舉證。第二、作為師道的傳遞者，效法金岳霖以身做則的典範，同時也從台灣學術界中，許多受其提攜指導的學子追憶殷海光的文本去論述其教學涵養與作為。
身處於一個相當後現代的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大敘述的冷感，例如「中華民族」、「民族救亡」甚或是「師道」的認同感與共時的集體記憶、情感都在逐漸解構的狀態下，以及任何大敘述都能擺放在自由與多元的社會環境中備受各方言論的檢驗與挑戰，對照於1950、1960年代的自由主義的時空背景，其中的精神以及背負的時代訴求，很顯然地與如今的台灣政治、社會、文化上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但或許正因為在這樣一個解構的環境中，教師專業與權威容許被質疑，負面新聞充斥媒體版面的社會，而作為莘莘學子的典範或許能重新反思屬於現在這個時局的「師道」為何。